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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合同解除制度([2007] SGCA 39):新加坡上诉法院对英国违约解除权制度的发展 | 涉外邦
发布时间:2021.11.19 19:35 作者:周琦雄 来源:凯泰诉讼圈

 

 

 

 

 

本文共计8,796字,建议阅读时间16分钟

 

引言:新加坡的民商事实体法师承英国法。1993年起,新加坡部分引入了英国既有的判例法与成文法。法律移植过程中,不乏新加坡司法者对英国普通法既有规范的续造、解释与发展。本文管窥其一隅,节选译述新加坡违约解除权[1]经典案例一则。新加坡上诉法院在RDC Concrete Pte Ltd v Sato Kogyo (S) Pte Ltd([2007] SGCA 39)案中,重述英国法对违约解除权的两套审查标准,形成了新加坡本土对“违约解除权”的审查体系,厘清守约方于何等情形有权解除合同。该问题于我国与彼邦,皆为法律实务上的艰难问题。借助该案确立的裁判规则,可概览英国合同法及新加坡合同法的违约解除权制度。同时,新加坡上诉法院法官在发现、阐释法律时的法学方法亦值关注。

一、事实背景

 

新加坡有发达的城市地铁网络,称Mass Rapid Transit(MRT)。现主要有南北线(North South Line)、东西线(East West Line)、东北线(North East Line)、滨海市区线(Downtown Line)、环线(Circle Line)。2003年,新加坡地铁尚在建造过程中,本案即源起于地铁站的建设。

 

2003年6月,新加坡政府陆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下称“LTA”或“政府”)选定了Sato Kogyo (S) Pte Ltd(SK公司)建造地铁站。

 

为选择混凝土供应商,SK公司公开招标。2003年9月1日,SK公司接受了向RDC公司的《报价函》(Quotation),并于2003年9月16日向RDC公司寄送了《购买意向书》(Letter of Intent)。一审法院认定,《报价函》与《购买意向书》中的条款均构成双方混凝土买卖合同的内容。

 

其中,《购买意向书》第8条约定:

 

In the event that your supply is unable to meet LTA’S requirements, or you are unable to continue your supply, SK reserves the right to terminate your contract and retain and use both the retention sum and any outstanding payment due to you to seek for alternative source of supply. In addition, SK also reserves the right to seek from you any direct cost incurred due to your non-compliance.

 

合同开始履行后,因混凝土数量瑕疵,政府要求SK公司停止订购RDC公司的混凝土。政府叫停混凝土供应期间,SK公司向Pan公司订购混凝土。

 

此后,政府再次批准SK公司向RDC公司继续订购混凝土。而RDC公司于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间,有42次以原材料短缺、工厂故障为由未如约提供混凝土。SK公司只得从其他供应商处,以高价订购混凝土,并将额外支出的价额从RDC公司应得对价中扣除。

 

2005年3月30日,SK公司发函解除合同,理由是:RDC公司提供的混凝土无法满足政府要求,且无法及时按订单要求供应混凝土。

 

2005年4月5日,RDC停止供应混凝土。

 

后SK公司提起诉讼。双方的争议焦点之一是:SK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一审法院认为,SK公司有权基于——(i)RDC未能提供混凝土或短量提供混凝土;(ii)提供的混凝土未能满足新加坡政府要求——解除合同。

 

RDC公司对此不服,提起上诉。上诉法院审理此案。

二、法院裁判

 

普通法下,当违约行为出现时,守约方(the innocent party)并不当然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守约方得否解除合同,须视案件的具体情形而定。这些情形可被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合同清晰、明确地约定,违约行为发生时,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二大类:合同未清晰、明确地针对违约行为约定守约方的解除权。

 

上诉法院认为,本案《购买意向书》第8条已明确:RDC公司提供的混凝土不能达到政府要求(unable to meet LTA’S requirements),或RDC公司无法持续提供混凝土(unable to continue your supply)时,SK公司保留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本案属于上述第一大类,法院审查的重点是上述第8条约定的情形是否满足。

 

(一)RDC公司在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未能持续供应混凝土

 

RDC公司在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间,有多次未能按订单需求向SK公司供应混凝土。而上述第8条所谓“无法持续提供”中的“持续”应理解为“不间断”。本案中,RDC在上述时间段内不时发生供应中断,显属“无法持续提供”的情形。

 

RDC公司辩称:其合同义务仅是在合同期内提供70000立方米的混凝土,也即若总量达标,即不必为单次未能按时提供承担责任。原因在于,RDC公司尚有其他客户,供应混凝土时遵循“先到先得”原则。SK公司若位于序列的后位,无优先地位取得混凝土。

 

上诉法院拒绝该答辩。首先,RDC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因存在其他客户,而须将SK公司置于劣后地位。其次,若“先到先得”可以成为RDC公司的免责依据,则合同中应有条款将其列为免责事由,即“持续提供混凝土”义务的例外。若合同无此明文,普通法的规则是:须判断该内容是否为合同的默示条款(implied term)。默示条款的判断依据是:第一,该条款是否系双方实现商业便利(business efficacy)所必须;或第二,若一个好事的旁观者(officious bystander)被问及该条款是否系合同条款,他将不加忧疑地给出肯定答案。考虑本案的特别情况,政府为SK公司建造地铁站的任务设定了严格时限,作为买方的SK公司在缔约时,不可能同意任由RDC公司客户的排队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权利。任何与SK公司处境相仿的主体,都无可能在缔约时作出如RDC公司主张的合同安排。

 

(二)RDC公司供应的混凝土不符合政府要求

 

根据合同约定,新加坡政府的要求是:混凝土应当通过28日的“强度测试”,核心峰值温度应当低于70摄氏度。RDC公司提供的混凝土,其中部分未能通过该项测试。

 

对此,RDC公司辩称:新加坡政府的要求对于RDC公司提供的产品而言是不切实际的。

 

上诉法院认为:首先,老生常谈的是,合同责任为严格责任。RDC公司为何未能履行义务,或对履行义务已尽所有可能之努力,都不能成为抗辩理由。其次,替代供应商Pan公司提供的混凝土均通过了上述测试,说明新加坡政府的要求并非无法实现。

 

若合同清晰、明确地约定,违约行为发生时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则仅“合同约定的违约行为是否发生”为必要问题。违约方有无过错,以及事件的发生导致何等后果,在所不问。《购买意向书》第8条约定的违约行为既已发生,SK公司自然有权解除合同。

三、法的发现与发展:普通法违约解除权制度的重述

 

认定SK公司基于合同享有权解除,进而认定合同已经解除,并非疑难。

 

本案之所以成为新加坡法上的经典案例,是因为在上述裁判之前,主笔法官Phang Boon Leong对普通法既有的违约解除权制度进行了解释与整合,形成新加坡本土的规则体系,沿用至今。诚如Phang Boon Leong法官在判决书中所谓:“违约与合同解除是普通法理论与实践常常遭遇的疑难领域。”相比本案,“更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对规则的澄清,尤其是在新加坡语境(local context)下梳理违约与解除的相关规则。”下文将予详述。[2]

 

(一)起点:普通法违约解除的一般规则

 

首先应明确,合同一方违约时,守约方并非自然卸下他的合同义务,也并不必然有权解除(terminate)合同。仅在特定情形下,他才有权选择解除合同。这些情形可被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合同清晰、明确地约定,某一违约行为发生时,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称规则1);第二大类,合同未清晰、明确地地约定守约方的解除权——这一类型下又有三种子类型(分别称“规则2”“规则3A”与“规则3B”)。

 

1. 第一大类:合同清晰、明确约定,某一违约行为发生时,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

 

本类中,仅包含规则1,即合同清晰、明确地约定了:当一定事件出现时,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其适例为本案《购买意向书》第8条。这一情形类似于大陆法系的约定解除权,普通法系将其视为第一大类,优于其他规则适用。

 

2. 第二大类:合同未清晰、明确约定,某一违约行为发生时,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

 

在这一大类中,至少有三种可能的情形可赋予守约方解除权,分别称规则2、规则3A与规则3B。其中规则2独立于其他情况。而规则3A与规则3B可能存在内在冲突,有待特别加以关注,梳理并解决。

 

(1)规则2:预期违约

 

当合同一方清晰地宣布放弃(renounce)一份合同,也即以语言或行动,作出不会履行合同义务的表示,则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此即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借鉴的“预期违约”或“先期违约”。[3]

 

有教科书认为,当一方决定以与合同约定实质相悖的方式履行其义务时,守约方亦有权据此解除合同。但是,上诉法院认为,此种案型不宜适用预期违约规则,而应适用下文的规则3A和3B——因为通过此二条规则,亦可得出相同结论。同时,上诉法院明确:此种案型的法律适用问题,还须留待未来判例法解决。

 

(2)规则3A:条件/保证标准(Condition-Warranty Approach)

 

条件/保证标准关注违约方违反的合同条款之性质。若违反的合同条款是条件条款,则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若违反的合同条款是保证条款,则守约方无权解除合同,只得请求损害赔偿。当如何甄别何等条款是条件条款、何等条款是保证条款?这有赖于合同解释工作。具体而言,须解释双方在缔约时对相关条款的设计意图(intention)。

 

若双方缔约时以某一条款为特别重要——以至于任何对该条款的违反,不论违约后果如何,都将赋予守约方以解除权——则该条款是条件条款。上诉法院特别指出:如此判断,并不等同于忽略了违约后果的严重性。相反,违约后果的严重性以另一方式体现于该标准,即缔约时,双方已将任何违反该条款的结果都视为“后果严重”。

 

若双方缔约时并非以某一条款为特别重要——以至于任何的违反,即便对守约方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都不会赋予守约方以解除权——则该条款是保证条款。

 

古老的条件/保证标准早在19世纪的英国就已产生,该标准在1894年施行的《英国货物买卖法》(Sale of Goods Act)中被奉为圭臬。[4]

 

笔者对上述判断标准略加例举展开。例如,CIF买卖,英国法将提单记载信息的真实性认定为条件条款,若提单对货物装船日期、货物批次等实质(substantial)信息记载存在不实,不论后果是否严重,CIF买方均有权拒收提单(解除合同)。[5]又如,定期租船合同,英国法将对船名的约定认定为条件条款,若出租人实际提供船舶的船名与约定不符,则承租人有权解除合同。[6]同在定期租船合同中,英国法将对交船时燃油量之承诺认定为保证条款,违反该条款仅带来损害赔偿。[7]上述判例逐步为各类合同中条款的“定性”提供了标准。而对条款的定性,系基于交易类型、合同目的、行业惯例等因素综合考量,推导出当事人缔约时(最为可能的)对某一条款的设计安排。可见,上述方法类似于意思表示解释,而并非循环论证。

 

(3)规则3B:利益剥夺标准(Hongkong Fir Approach)

 

“利益剥夺标准”,英文原文“Hongkong Fir Approach”得名于英国上诉法院的一则知名判例Hongkong Fir Shipping Co Ltd v Kawasaki Kisen Kaisha Ltd。[8]

 

该标准关注的不是违约方违反的合同条款之性质,而是违约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具体而言,利益剥夺标准的主旨是:“违约行为是否会实质地剥夺守约方在合同项下意图获得的全部利益?若是,则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迪普洛克勋爵在Hongkong Fir Shipping案中作出这一论证后,被裁判者频繁地引用。利益剥夺标准下,若违约行为足以动摇合同基础(go to the root of the contract)并构成根本违约(fundamental breach),则守约方享有解除权。

 

本案判决书并未展开确立利益剥夺标准的Hongkong Fir Shipping案,笔者对此略作介绍,以助理解该标准。本案为定期租船合同纠纷,合同的适航条款约定“she being in every way fitted for ordinary cargo service”。而本案船舶的轮机舱的船员不具备必要技能、员额不足、轮机长酗酒,导致航程延误,承租人解除合同。本案争议焦点之一是,承租人是否有权解除合同。英国上诉法院认为,本案的关键不在于适航义务是条件条款抑或保证条款——采此标准无法解决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违约行为的严重性。在“条件条款”和“保证条款”之外,有一类“中间条款”:违反此类条款既可带来严重后果,也可带来轻微后果。适航义务条款即属此类。违反该等条款是否带来解除权,取决于违约后果的严重性。承租人解除合同之时,船舶不适员已导致及即将带来的航程延误,尚不足实质剥夺双方企图通过继续租赁船舶获取的利益。因此,承租人无权解除合同。本案的法律适用,拒绝了传统的条件/保证标准。正是本案后,违反租船合同适航义务的,须视违约行为的后果决定守约方是否有权解除。

 

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4项“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标准,以及CISG所谓“根本违约”,即摇曳着Hongkong Fir Shipping案的影子。

 

(二)冲突:条件/保证标准与利益剥夺标准的内在张力

 

上诉法院认为,条件/保证标准着眼于缔约时的安排,利益剥夺标准着眼于违约后的事实,规范构型、适用方法和规范原理层面均有分歧,因此导致法律适用冲突。

 

1. 两套标准的区别

 

首先,在条件/保证标准下,首要的目的是探寻(解释)双方缔约时对合同条款设计的意思。所使用的方法,是合同的解释。而守约方是否有解除权,完全取决于违约方违反的条款是条件条款还是保证条款。相反,利益剥夺标准则依赖于违约事实的发展情况,须先行确定违约行为的后果和影响,方可作出判断。这在后续判决中被称为“Wait and see approach”。笔者理解,于实务而言,条件/保证标准的适用,主要工于通过缔约时的事实解释合同条款的设计意图。利益剥夺标准的适用,主要工于证明违约行为对合同目的实现的严重影响。

 

其次,上诉法院深入到了两套标准的内在原理。条件/保证标准作为法律规则,有着更强的(商业)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当事人可以通过嗣后逐渐形成的判例法,预测违反某一条款是否将导致对方有权解除。利益剥夺标准,则侧重实质公正。毕竟,利益剥夺标准能防止守约方工于机巧(terminate on excessively technical grounds),借助某一条件条款逃脱己所不欲的合同义务。笔者揣测,上诉法院的未尽之意是:依利益剥夺标准,违反同样的条款,守约方有无解除权将因违约行为性质不同、事态发展而异,失之可预测性和确定性。

 

2. 两套标准的冲突:概念构造的方法不同

 

若将两套标准并立观察,可知其并非水火不容。具言之,条件/保证标准在认定某一条款为保证条款时,亦具有维持合同、控制守约方解除权的机能。同时,该标准亦非完全忽视违约后果(虽然此处所谓“后果”,指双方缔约时所预期的违约后果)。

 

条件/保证标准与利益剥夺标准既然并非绝对二分,意味着在特定案型下,适用两套规则不会带来相反结论:

 

[案型1] 违约方违反了一项条件条款,且违约行为实质剥夺了守约方意图从合同中获得的全部利益——守约方在两套规则下,均有权解除合同。

 

[案型2] 违约方违反了一项保证条款,同时仅造成轻微后果——守约方在两套规则下,均无权解除合同。

 

但是,在剩余两种案型下,适用两套标准将带来截然不同的结论:

 

[案型3] 违约方违反了一项条件条款,但仅造成轻微后果——条件/保证标准赋予守约方解除权,利益剥夺标准则否。

 

[案型4] 违约方违反了一项保证条款,但造成了足以剥夺守约方合同利益的后果——依条件/保证标准,守约方无权解除,依据利益剥夺标准则反之。

 

上诉法院对上述冲突的原因进行分析:

 

Hongkong Fir Shipping案的核心在于发现了一类条款:即既非条件条款、也非保证条款的“中间条款”(intermediate term, hybrid term),在性质上位于条件和保证条款之间。因为古老的条件/保证标准将合同的一部分条款命名为“条件”,其余命名为“保证”,而“中间条款”概念在旧有体系下无法归类,因此又称“无名条款”(innominate term)。中间条款的含义是:违反中间条款并不必然赋予守约方解除权,因为违反此类条款的后果可轻微,亦可严重。

 

上诉法院敏锐地认识到:利益剥夺标准的出现,架空了传统的条件/保证标准。具体而言,中间条款的概念与条件条款/保证条款的概念并非在同一层面上被定义。违反任何合同条款,事实上都有可能造成严重或轻微的后果,所以一切合同条款都可以是“中间条款”。中间条款的识别不以缔约时的意思为要,若将某条款认定为中间条款,即难以再将其置于条件/保证标准之下,反之亦然。据此,若在某案中适用利益剥夺标准,则条件/保证标准就已被摒弃。然而,上诉法院指出:适用利益剥夺标准而摒弃条件/保证标准,是不恰当的。

 

依笔者浅见,两套标准冲突的根源,来自于其各自不同的概念构造方法。条件/保证条款概念的构造源于缔约意思,而中间条款概念的构造源于违约结果。同时,上诉法院对后者架空前者的认识应值赞同:Hongkong Fir Shipping案引入的利益剥夺标准,确实有意瓦解条件/保证标准,如迪普洛克勋爵在该案判决书中暗藏一句观点:“普通法之演进,不仅在出新,更在推陈。”足见此意。

 

(三)弥合:重构可以兼容两套标准的体系

 

上诉法院随即阐释其对两套标准适用方法的理解。上诉法院认为,通过解释,两套标准应各有适用余地、各得其所。具体而言:

 

第一,当决定守约方是否有权解除时,首要的原则,必须是关注双方缔约时的意图。若此,则条件/保证标准必须优先于利益剥夺标准,因为条件/保证标准所采用的方法,充分关注了当事人缔约时的意思。英国上议院威尔伯福斯勋爵就曾指出:应充分警惕利益剥夺标准。若能够探知,双方缔约时希望将某条款作为条件条款,则不宜适用利益剥夺标准。也即在此类案型中,首先须通过解释,对违约方违反的条款进行定性。若其违反了条件条款,无论违约后果,都应赋予守约方以解除权。

 

第二,若违约方违反了保证条款,上诉法院认为,守约方并不必然无权解除。须提醒读者注意,于此,新加坡法开始异于条件/保证标准的进路。上诉法院认为:出于对公正的期待,若违约方违反了保证条款,法院不直接认定守约方无权解除,而应关注违约的后果如何。法院应审查违反保证条款的违约行为,是否实质剥夺了守约方在合同项下意图获得的全部利益。若是,则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若违约仅引发轻微后果,则守约方无权解除合同。

 

概言之,上述解释论,限缩了利益剥夺标准的适用范围,将之限制于条件/保证标准的框架里,一方面力图尊重双方的缔约意思,同时维系裁判结论的实质公正。

 

 

 

 

然而,上诉法院又一次敏锐地认识到:若采上述方法,保证条款的概念可能被消解。因为保证条款被描述为“双方意图:违反该条款不发生解除权”,而在上述解释方案下,即便违反保证条款,也可能产生解除权。因此,上述解释方案实际上将所有条款分为“条件条款”和“非条件条款”。(上诉法院虽未明示)笔者理解其顾虑为:因“保证条款”的概念被实质地消解,上述解释方案似乎篡改了普通法的规则,因而有可能无法容纳于现行法体系。

 

对此,上诉法院自己作出的解答是:“保证条款”的概念并未被消解,而仍然存续于上述解释方案中。当违反某一“非条件条款”且后果轻微时,依然会发生“违反保证条款”的法效果,即不得解除合同。因此,保证条款的精神(spirit)依然部分存续。上述解释方案只是从“非条件条款”中分离出一种情形:若违约方违反的并非条件条款,却造成严重后果,以至实质剥夺守约方预期的合同利益,则守约方有权解除,而不必维持合同。

 

上诉法院进一步指出:上述解释方案,不仅在形式上融合了传统的条件/保证标准和利益剥夺标准,更在可预见性、确定性和实质公正之间实现了平衡。保留条件/保证标准,并未因过分关注可预见性和确定性,而牺牲了实质公正。

 

第一,条件/保证标准充分重视双方的缔约意思,以此方式彰显了公正。笔者以为,对此处公正的理解,可类比大陆法系的契约正义理论。不论合同条款内容是否实质平等,正因权利义务互相对应、通过平等博弈导出利益平衡,合同本身便蕴含着对实体正义的保证。[9]

 

第二,违反保证条款未带来严重后果时,依然可适用条件/保证标准维持合同,保证可预见性和确定性。

 

第三,当违反保证条款时,法官可通过衡量违约行为的实际后果,决定守约方是否有权解除,裁判结果的实质公正也由此得以保障。

 

综上三部分所述,新加坡合同法下的违约解除权体系,可以下图明晰。[10]

 

 

 

 

四、小结

 

从规则的起点、冲突到弥合,上诉法院生动展示了普通法规则的发现与法律在解释中的演进。笔者学习新加坡合同法时,RDC案作为为数不多的本土案例,深具感染力:法官既怀揣着公正的价值追求,又秉持着法律人阐释法律时的谨慎,密切关注解释论与现行法体系的契合。故此文将其译述分享。文末,笔者不揣浅陋,从制度本身和方法论角度略加展开。

 

(一)普通法与我国法违约解除权的思维方式之别

 

我国《民法典》第562条的约定解除权和《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2项的预期违约解除权,在普通法上均有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显然采用英国法的利益剥夺标准,而非传统的条件/保证标准。可见,我国法侧重违约后果的严重性判断,而非当事人缔约时对条款定性和设计的意图。庭审中,双方证明的重点在于:违约的后果是否足够严重以至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而非如普通法条件/保证标准一般,关注双方缔约时的意思表示。而条件/保证标准在英国法和新加坡法下均得到保留。因此,在适用英国法、新加坡法的合同实务中,应值重视的是:

 

第一,普通法合同解释规则中,双方选用的条文和文字对缔约意图的探寻而言至关重要。[11]对于合同文本明确列为“condition”的条款,法院很有可能依字面意思认定其为“条件条款”,若违反之,将赋予守约方解除权,除非当事人能对双方相反的意思加以证明。[12]

 

第二,违反未被列为“condition”的条款时,首要的任务并非证明违约后果的严重性,而是解释双方缔约时赋予该条款的重要性,以及对违反该条款之法效果的设计。以新加坡法为例,经过上述解释,仅在某条款未被认定为条件条款时,法院才关注违约行为的后果。

 

第三,在交易的任何阶段,若合同选择适用英国法/新加坡法,切不可基于我国法和CISG的惯性,以违约后果的轻重衡量守约方是否有权解除合同。这一区别应值充分警惕。

 

(二)可预测性与结果正义的张力

 

最后,对利益剥夺标准产生的法律思想史背景加以关注,有助于深入理解普通法违约解除权两套标准的区隔与联系,以及我国法解释论的立场。法学是一门规范科学,以法规范作为研究的对象和思维的起点[13],力求增益法的明确、安定[14],以保障可预见性。而规范思维的局限,在于其导出不正义结果的可能性。对此,修正方法有二:第一,将通用的法律原则贯穿于规范概念的解释,限制机械的适用。[15]第二,在立法与法解释中,引入有助于实现结论正当性的思维方式,例如社会科学所采结果思维。20世纪中叶后,从法学院到司法系统,社科法学思潮逐渐渗入拒绝建构封闭概念体系的英美法系。[16]在个案判决中采结果导向的论述,可资修正规范思维在个别情况下导出的不正义结论。由此观之,英国法院1962年Hongkong Fir Shipping案关注违约行为的后果、合同目的实现与否,置于时代背景下看似有结果思维的催促。然而,结果思维的介入,必然冲击法的可预见性。[17]受社科法学影响较大的英美法系,亦对此充分警惕。[18]此即为何新加坡上诉法院在违约解除权体系重构时,于“入门”第一步保留了条件/保证标准,将“意思的解释”置于“结果的评价”之前——最大限度地尊重法学作为规范科学的可预见性要求。我国对解除权制度现有的解释观点,如《九民纪要》第47条即体现了结果思维占据的重要的席位。正因此,本案法院裁判的说理(本文第二部分)与《九民纪要》第47条的意旨可谓大异其趣。

 

注释:

[1]普通法上,本无形成权、解除权或违约解除权之抽象概念。本文所称“违约解除权”系指“right to terminate a contract for breach”。该制度解决的问题是:一方违约时,守约方是否(在何等情形下)有权解除合同,卸下自己的合同义务。因该制度的适用以一方的违约行为为前提,故暂称“违约解除权”。

[2]下文主要译述[2007] SGCA 39判决书的第87-113段,凡未标明出处,均为对判决书的译述。

[3]参见CISG第72条第1款。

[4]Sale of Goods Act (1893) Section 10-14. 该法第10-14条的章节名称即为“Conditions and Warranties”。

[5] [1988] 2 Lloyd’s Rep.21, at [29]-[30].

[6] [1920] 4 Ll LR 58 at[59].

[7] [1958] 2 Lloyd’s Rep 449 at [456]–[459].

[8] [1962] 2 QB 26.

[9] [德] 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10]上诉法院最后指出:上述解释方案在一些著述中也可找到依据,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JW Carter, Breach of Contract(The Law Book Company Limted, 2nd Ed, 1991) para 424;JW Carter, GJ Tolhurst &Elisabeth Pden, “Developing the Intermediate Term Concept” (2006) JCL 268.

[11]参见杨良宜:《合约的解释》,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参见Ewan McKendrick, Contract Law: Text, Cases, and Materials (5thEd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71-372.

[12]须说明的是,英国及新加坡现行《货物买卖法》规定:条件/保证条款的判断方式是解释合同,名为“保证”的条款,可以通过合同解释被认定为“条件条款”。也即,普通法的合同解释规则有可能突破合同文义。以“文字”推断的缔约意图,在一定情况下尚需让位于其他可资证明的合理缔约意图。参见Sale of Goods Act Section 12(2):“Whether a stipulation in a contract of sale is acondition, the breach of which may give rise to a right to treat the contractas repudiated, or a warranty, the breach of which may give rise to a claim fordamages but not to a right to reject the goods and treat the contract asrepudiated, depends in each cas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ract; and astipulation may be a condition, though called a warranty in the contract.”

[13]参见[德]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7页。

[14]同上注。拉伦茨教授以为,追求明确性和安定性是法学的任务之一。

[15]参见[德] 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栻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5页。

[16]参见苏永钦:《法学为体,社科为用——大陆法系国家需要的社科法学》,载《中国法律评论》2021年第4期,第88-89页。苏永钦教授指出,大陆法系坚固、满载的教义,使社会科学思维的渗入举步维艰,而在英美法的原则和判例之间,尚有较大的空间引入社会科学思维。

[17]同上注,第86-87页。苏永钦教授归纳的结论是:可预见性应处于法治理念的核心。

[18]笔者注:就此问题,常有“英美法系=社科法学”的误读。而仅从合同违约解除权的规则建构一点来看,就可知晓这一解读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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